再次，它不仅损害了农民集体的利益，而且实实在在地损害了单个农民的利益。

三、理性选择：宪法社会权条款在司法裁判中适用的规范与完善（一）合宪性解释：宪法社会权条款在司法裁判中适用的基本形式法院是法律帝国的首都，法官是帝国的王侯。并且这一宪法原则在后来的‘齐玉苓案件得到了进一步例证，但该学者最后又指出了该宪法适用模式是否足以成为我国宪法在司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原则，还是有待于进一步观察。

人性以为本者，尊严与自由也。{25}(P203,204)鉴于此，学界对义务分类进行了积极地探索。我们通过对上述案例进行分析和总结，发现我国宪法社会权条款在司法裁判中的适用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基层法院受理案件。其理由是只列明适用宪法，而不列明所适用的宪法的条款，更不说明该宪法条款的含义，当事人不可能明白法院适用该法规范的根据是什么，而只有法官自己知道适用的是宪法的什么条款，以及该条款的含义。5、齐玉苓诉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纠纷案。

处于第三层次的是实现义务（它包括促进义务和提供义务两个方面），要求义务主体积极作为提供便利或直接提供帮助以实现权利。第二，坚持法律适用优先原则。⑤ 我国法学界有关立法平等的讨论情况，可参见周永坤、铁犁：《立法平等论的两次尝试》，《中国当代法学争鸣实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版。

这种剥夺极少数公民选举权的制度的确符合民主精神，但有违共和思想，民主共和制应当尽量照顾少数，而不是动辄剥夺少数，只有当少数人的利益直接威胁到多数人的利益时，剥夺少数才是可取的。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以上的人民，无论是在立法上还是在司法上，一律都是平等的。③李步云：《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红旗》1979年第3期。那么，经过5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后，敌对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不存在了，我们是否还需要专政？对谁专政？对那些破坏我国现存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的个人或组织，用法律制裁即可，但法律制裁不等于专政。

法治国家只把公民分为守法公民和违法公民，对前者加以保护，对后者进行制裁，而对什么是违法、什么是守法，法律的界定是明确而具体的。当然与敌对势力进行斗争是必要的，但这种斗争是阶级斗争吗？阶级斗争应当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而人民并不是一个阶级的概念，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也不能等同于敌对阶级，他们之间的斗争又怎么能成为阶级斗争呢？所以，笔者认为现行宪法第8自然段应当删去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这句话，保留中国人民对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必须进行斗争，这种斗争由于没有前一句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做铺垫，因此不再有阶级斗争的色彩。

如果连建国初期的土改、镇压反革命都不算是阶级斗争的话，很难想象我们的社会今后出现的什么斗争还会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还会长期存在。①吴杰、廉希圣、魏定仁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释义》，法律出版社1984年5月版，第64页。……对人民民主是对敌人实行专政的基础，对敌人专政是对人民民主的保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紧急状态时期更需要法制，而不是抛开法制，法制并不是完全僵死的程序，在紧急状态下，它会赋予政府较多的灵活处理问题的权力，必要的话会加大打击犯罪的力度，但这些都必须是在法律事先授权的情况下进行，而且事后要依法接受监督。

⑧ 许崇德主编：《宪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版，第82页。（发表于《宪法论坛》（第二卷）中国民航出版社2006年版）注释：① 许崇德主编：《宪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版，第72页。③阶级的一般原则和必要标志是铲除敌对阶级的根本制度④，列宁更是明确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所镇压的对象是指阶级而言，是指对某一部分居民进行有系统的斗争而言，专政……一定意味着消灭（或极大地限制，这也是一种消灭方式）被专政的或者说作为专政对象的那个阶级的民主①，可见专政的存在应当以敌对阶级的存在为前提。而那些一般刑事犯罪分子中有许多都不是与人民为敌的人，为什么要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理由何在？这是我们没有从理论上讲清楚的问题。

它根据我国国情，用人民代替无产阶级，极大地拓展了国家政权主体的范围，符合中国这样一个尚未完全工业化的国家其社会成员的现实状况。其中敌对分子是一些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个人，敌对势力呢？根据《现代汉语词典》对势力的解释，势力是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力量①，如果说分子是具体的，力量则是抽象的，人民对具体的敌对个人可以进行镇压，但对一种抽象的敌对力量却很难用法律手段进行制裁。

因此是否允许全体公民讨论法律草案，实际上是一个是否允许少数公民表达意见的问题，他们既然不可能左右法律的通过，那么是否可以拥有表达自己不同意见的权利？还是因为他们与大多数人的利益、意志有差别，或者说有根本的差别，就干脆连他们表达意见的权利也剥夺掉？他们是否也应当有思想的自由、表达的自由？如果认为只有公民中的人民才有表达自由，公民中的敌人都不许表达，这种平等就不是公民平等、而是人民平等，这样的平等原则是否符合宪政的基本精神是令人怀疑的。②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4月版，第657、790页。

但是，以今天的眼光来看，1982年宪法的拨乱反正还不够深入和彻底，例如阶级斗争的痕迹仍然残存于其肌体里，它虽然抛弃了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认为阶级斗争不必再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但仍然明确肯定阶级斗争是要讲的，是长期存在的。三是带有阶级性的社会斗争。法律制裁是社会的一种常态，任何社会只要有法律，就会有违反法律的人，就需要法律制裁。事实上人人直接参与立法是不太可能的，真正行使立法权的多是人民的代表。法治国家一般不会把公民分为人民和敌人两部分，这种政治性的划分根据的是阶级立场、政治观点等等不同而做的判断，而这些因素往往是不确定的，人民的范围在不断变化，人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容③，而公民是相对稳定的。虽然统治阶级就是统治国家的阶级，但国家并不一定都是阶级在进行统治，从法律上看现代国家应当由人民组建、被人民认可（通过选举），即应当是人民统治，而人民并不是一个阶级概念，她通常包括了社会上的各阶级（如我国目前社会中存在的所有阶级都属于人民的范畴）。

二者都强调要打击对方，但专政打击的是阶级，是大规模的打击，打击的范围是相对宽泛的，凡属于这个阶级的人都要打击。⑤ 彭真：《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说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文件》，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

紧急状态时期是非常时期，需要启动特别法制，如《紧急状态法》等特别法，但这仍然是在法律的规范内进行运作，仍然要严格遵守法律的有关规定，仍然是只能对有违法犯罪行为的人进行制裁，而不能是针对某一个阶级的专政（哪怕这个阶级的许多人参与了犯罪，法律也只能针对他们是否有犯罪行为而追究法律责任，而不能波及这个阶级的所有人）。民主体制是多数人的统治，虽然在民主社会，国家的管理者仍然是少数人（多数人成为管理者是难以想象的，也不符合管理的本意，不可能是一种科学的管理），但这些管理者是由人民选举和决定的，在管理中他们必须依照人民事先为他们制定的法律进行管理（依法管理），事后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人民若不满意可以通过法律程序罢他们的官，免他们的职。

我国人民在过去几年内已经胜利地进行了土地改革制度、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分子、恢复国民经济等大规模的斗争，这就为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准备了必要的条件。而专制体制是少数人的统治，这少数人既是国家的统治者又是国家的管理者（或者作为统治者由他们去挑选管理者），他们不是由人民选举产生，也不受人民监督（至少没有制度上的监督，顶多是通过一些反映民意的舆论对统治者进行软约束），更谈不上人民对其行使罢免权，人民对国家和社会的不满缺乏合法的表达渠道，这种不满积累到一定量就可能通过暴乱的形式表达出来，导致改朝换代，这是民主和专制的根本区别。

我国现行宪法的前身是1978年宪法，它没有成为现行宪法的制定基础是因为这部宪法对充满文革色彩的1975年宪法有所改变，但改变得不彻底，由于当时清除极左流毒和影响的工作正在进行，许多是非问题在理论上和政治上还未能分清，因此，1978年宪法没有完全摆脱极左思想的影响，仍然存在许多问题，是一部很不完善的宪法。如果改革出现挫折，社会一旦发生动荡，阶级斗争理论就可能被重新拿出来当作专政的武器而发挥作用，在实践中就已经出现过不仅强调阶级斗争长期存在，而且将其发展为在某种条件下还可能激化④这样的判断。这样才能充分体现法律的理性、公正和威严，才能促使政府在紧急状态下也能理智地、公正地、同时又是有效地处理问题，既可以防止政府在非常时期抛开法制，任意行政，侵犯人权，也可以避免群众运动似的狂热，以及在这种狂热中对某些人的不公平对待（侵犯人权）和由这种狂热产生的救世主崇拜（人治模式）。投票权是一种决定权，但决定的最终形成有赖于多数人决定权的行使，0.03%的人即便有投票权也不可能影响法律的通过，因此这种剥夺也是没有必要的。

公民参与立法的第三种方式是通过全民公决直接产生法律。其中对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的敌对分子，可以绳之以法，但对仅仅是敌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而没有进行破坏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尤其是敌对势力），我们与他们之间的斗争可能更多地表现为思想领域的交锋，宣传上的论战，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而不是阶级斗争。

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为争取阶级特权和垄断权，而是为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法律制裁常常是通过警察、法庭、监狱等国家司法机关的力量实施的，有一套严格的司法程序。

其五，实施机关和实施程序不同。即便是犯有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犯罪分子，为什么不能有立法上的平等权呢？立法上的平等一般是指制定法律时人人有平等的参与权。

①诸如其在序言中仍然肯定‘文革的成果，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②等等。③ 1954年宪法序言第2自然段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这是一个过渡时期。法律制裁打击的是人，通常是零星的个人，顶多是犯罪团伙或有关组织，一般不会牵涉到某个阶级或阶层。② 郭道晖教授认为我国目前的阶级斗争有三个层次：一是完整意义的阶级斗争。

1978年宪法序言中对阶级斗争有所淡化，但仍然予以肯定，其第4自然段中规定新时期的总任务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立宪者的本意阶级斗争在现存社会中应当不是指阶级和阶级之间的斗争。

刑法关于适用剥夺政治权利刑罚的情况有三：一是应当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包括危害国家安全罪以及被判死刑、无期徒刑的犯罪。④ 可参见我国各种宪法学教材国家性质一章。

但它还是沿用了专政的提法，肯定了专政的功能，不如1954年宪法人民民主的提法科学。① 有关民主与专政的关系，可参见《对民主的几对范畴的思考》，《关于专政的几个理论问题》，《专政、民主制度与民主权利》，郭道晖：《法的时代精神》，湖南出版社，1997年3月版。